诗一首廖汉生政委巧治军

党育英雄出政才，

牢记使命妙安排。

团结求稳真实际，

宣讲军魂点将台。

第二十四章调任南京军区

贯彻安定团结方针

年2月28日上午，我从西郊机场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军用飞机，前往南京军区上任。粟裕第一政治委员、宋时轮院长带领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各部负责同志来到西郊机场为我送行。

就在几天前，白林不慎脚部骨折，打着石膏，不能行走。女儿晓理不久前刚生了小孩。然而，“命令一下，人走家搬”，这是我们遵循的准则。于是，小兰背着妈妈，晓理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连人带家都随我上了飞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

11时30分，飞机抵达南京机场。

在我接到调令后的第三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兼南京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治委员彭冲同志打长途电话到北京，欢迎我到南京军区工作，并希望我尽快去上任。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

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期间，彭冲同志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们常常见面，还一起组织两个单位的干部篮球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打比赛，双方的头头亲自上阵，我们两个都是各自球队中的后卫。

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二十八军当团政治委员。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军团第六师合编为—二〇师七一六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二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二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七一五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一一五师。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二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五十四军军长。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文革中，我被关了起来，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调，从广州军区调到南京军区。

廖汉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工作期间留影

到任以后，我向彭冲、丁盛传达了临行前军委首长的谈话精神。

他们则向我介绍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的情况：

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是张春桥。他在南京军区只是挂名，不管具体事。张春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指责“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后来我听说，许世友同志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曾讽刺他“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

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彭冲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主持江苏省委的工作上。

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主持军区的全面工作，排在我的前面。

年八路军七一六团政委廖汉生山西岚县

来到南京，我首先看望了几位长期没有恢复工作的老朋友：原江苏省长惠浴宇，原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原江苏省委书记张仲良等。老友相聚，格外亲切。

一些老战友、老同事听说我到南京军区任职，也纷纷前来看我，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他们都知道我过去性子急，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如果别人不讲，我是一定要讲出来的，这样很容易得罪人。于是，一些同志好心地向我进“衷言”，告诫我：“你要少说话。一开始不要说明自己的态度。”我自己也打算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些情况，做一点调查研究以后再讲话。

3月3日晚，南京军区在大礼堂为我的到职举行欢迎大会。

对于军区大院，我并不陌生。这里原来是军事学院的校址，我在这里学习、工作将近五年，在大礼堂里被授予军衔，也给别人授过衔。文革当中军事学院被撤销并入北京的军政大学，南京军区搬了进来。如今的大院已经与我当学员、当院长时有很大不同，昔日庄严整齐的军营到处涂满了标语口号，更令人感到荒唐的是办公楼的两边各自立着一座毛主席塑像，这是文革初期由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分别竖立的。如今这些造反组织已经取消了，但是就像这两尊相对而立的塑像一样，人们心中的隔阖与对立仍然严重地存在着。

在欢迎会上，我首先向到会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然后作了简短的发言，中心是强调安定团结、整顿部队、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

接着，我表明自己的态度：听说过去有这家山头、那家山头，过去的事情我不管，从现在开始，谁的工作做好了就表扬，做不好就批评。我自己绝不搞什么“廖家山头”！

这是我在南京军区的第一次亮相发言，也是我给自己规定的一个工作准则。我自认为，直到我调离南京军区，从没有搞过自己的“山头”。

会后，我听到不同的反响，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半信半疑，也有的嫌我过于锋芒毕露，说：“政委怎么一来就讲反对派性?”

是的，我正是遵照叶、邓副主席的指示，在大会小会上，在机关部队，大张旗鼓地讲安定团结，反对派性。

上任前，邓小平副主席对我讲过军委要对一些陷入派性的单位进行调防，要求我们“认真考虑，提出方案，既不能急，也不能太迟”。上任后，我首次参加办公会议就是讨论调防问题。军区党委将这一工作列为当务之急。

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六师政委廖汉生

早在年1月的“夺权风暴”中，全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从此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三支两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混乱不堪的局面，但也使一些部队和军事部门长期以来深深陷人复杂的派性争斗中。为了彻底解决这一“老大难”的问题，党中央、中央军委做重大决策，将那些陷入派性争斗较深的部队和军事部门进行调整和调动。

3月22日晚，南京军区接到军委下达的“关于部队调防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浙江的金华、台州两个军分区及所属武装部与安徽的阜阳、安庆军分区及所属武装部对调，温州军分区、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部、第七十四师师部进行对调，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与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对调。

第二天，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了贯彻军委命令的实施方案，并立即召集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军区和军区装甲兵的负责同志传达了军委命令。

25日，军区向各调防单位下达命令，同时派出数个工作组，组织实施。各有关单位的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在规定的期限内，各单位完成了对调任务。

在省军区、军分区及其所属部队调防的同时，军区常委反复讨论了野战部队的调防方案。其中最突出的是驻浙江某部的调动问题。

年代表第一纵队接受陕甘宁晋绥人民赠旗

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浙江，致使派性严重，武斗频频。在“支左”中，省军区和驻浙某部分别支持不同的派别，使军队深深陷入派性。驻浙某部的部分领导人介入地方运动相当深，他们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改组了省军区，成为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地方和军队都整了一些人，并且与南京军区领导对立。九年来，中央曾多次召集浙江各派头头到北京开会，多次发出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先后指派张春桥、王洪文负责解决浙江问题，但浙江仍然内乱不止，成为华东乃至全国的“老大难”问题。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又亲笔给驻浙某部防化连写信，派亲信到该连送材料，煽动基层“揭发”上级领导机关“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军委决定把该部队调出去。军委的最初方案是将部队与驻江苏的第六十军对调，后来又拟定与武汉军区第一军对调。

我对与一军对调的方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理由是：一军是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老部队，文革中曾被打为“黑军”，我是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在一军这个老部队里土生土长起来的，担任过首任军政治委员、现在我刚刚调来南京军区，一军就要调过来；同时。在军区首长和部门首长当中也有一些原一军或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如政治部副主任王展、司令部参谋长邓家泰、副参谋长张希钦等。邓家泰、张希钦已经“靠边站”多年，总政治部给我打“这两个干部分配到你们那里去。”我提出：“他们不来行不行?”总政的同志说：“已经确定了。”于是他俩来到南京军区任职。我担心，这样会不会使人产生又形成一个新“山头”的印象。

我打电话向叶剑英副主席陈述了对驻浙某部与第一军对调的意见，建议：如果驻浙某部一定要调出去的话，可以跟沈阳军区某部对调，这两个部队都是华东的老部队嘛。

叶副主席没有同意，对我说：“你不要顾虑这些，军委已经决定了。”

我只好说：“我保留意见。”

5月25日凌晨，南京军区接到军委正式命令：驻浙某部与第一军对调防务。当天，党委常委会议研究了执行军委命令的安排，向驻浙某部负责人传达了命令，并决定由丁盛司令员带队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及第一军协商两个部队的调防事项。

6月中旬至7月中旬，两个部队顺利完成了对调任务，一军来到浙江驻防。

落实干部政策是贯彻党中央“安定团结”方针的重要内容。

3月11日，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西元副政治委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问题的汇报。刘副政委详细地开列出文革以来受审查尚未落实政策的干部名单，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五一六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刘西元副政委说明，这些干部的问题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解决起来相当棘手。

我新来乍到，不牵扯过去的运动，处理这些问题比较超脱，便于讲话。同时，我本人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有过被戴上这个那个分子帽子受审查、被关押、待分配的亲身感受，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理解这些干部期待早日落实政策的心情。此外，我对其中一些干部曾有过接触，多少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比如赵俊同志，我和他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第二小组同学两年多，我相信他不会有什问题。

因此，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我根据上任前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精神，明确地提出建议：所谓“五一六分子”，搞错了的就要平反；所谓“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应尽快查清结案，现在查不清的应根据现有材料做出结论，今后如发现新的问题则由本人负责；对于审查期间形成的所有材料，本人写的退交本人处理，他人搞的由组织负责销毁，其亲属子女档案中被塞进这类材料的应通知有关单位予以撤销；已经平反的干部要按照干部调配原则尽快分配工作。

常委扩大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并决定将过去党委所通过的有关落实政策的各项原则与今天讨论的内容结合起来，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单位据此贯彻、执行。会后，军区政治部牵头，抓紧工作，迅速解脱了一批干部。

4月3日，党委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了落实政策中的干部分配问题，一次就确定了20多名军、师职干部的工作分配。赵俊同志也在其中，重新担任了司令部副参谋长。以后，军区党委多次研究落实政策问题，将一批又一批干部解脱出来，重新安排了工作。

4月的一天，王恩茂夫妇来我家里串门。我和他已经多年没见面了。他原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到冲击，被贬到安徽芜湖地区当副书记，至今仍然摆脱不了“走资派”的帽子，受到一些人的歧视。

不久，我随部队野营拉练来到芜湖地区，在与芜湖地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见面时，我向他们介绍了王恩茂同志的情况：“恩茂同志是从江西井冈山出来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文革前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现在到你们这里工作。我们中国历来有尊老爱幼的传统，这个好传统不能丢，恩茂同志的年龄比你们大很多，又是老革命、老红军，工作中有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不讲他过去怎么样，他是老革命、老红军总没有错吧，就凭这一点，你们应当尊重他，支持他的工作。”

芜湖地区的负责同志当场向我、也向王恩茂同志表示：要尊重王书记，照顾好老红军。

以后，王恩茂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情况，表示希望能重回军队工作。他没有其他渠道上送，就将写好的信贴上邮票，塞进邮局的信筒里，直接寄往北京中南海。

毛主席接到信后，批准了王恩茂同志的请求，任命他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他来到南京，和我们一起工作。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军区党委根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精神，对干部大量超编的状况进行了调查。

3月13日，我听取了军区干部部关于干部队伍现状的汇报，使我感到震惊：一是干部超编多，全区超过编制的干部人数竟多达3万余人；二是年龄偏老，部队中如今还有56岁的团政治委员；三是领导班子成员偏多，有一个团的团职干部多达31人。这种状况怎么能够带兵打仗?

干部超编严重有多方面的原因：文革以来，正常的干部转业制度被迫停顿，只提不走；派到地方“支左”的干部陆续撤了回来；各省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从军队调去的干部要由军队收回安置：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老干部要落实政策，重新安排。种种原因造成了干部队伍的空前庞大。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军区于4月中旬召开编制会议，传达了总部编制会议的精神，把军区整编方案提交会议讨论，征求意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将这些意见讨论研究后，采取多种措施逐步压缩和安置了一些超编干部。

抓整顿

年春，为了改变自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年10月1日在西宁市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讲话

3月8日，江苏省委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即首先对铁路进行整顿，坚决反对派性，加强集中统一，增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随后，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等文件发到部队，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

中央文件和小平同志的讲话，反映了全国广大军民的愿望和要求，使我们看到新的希望。我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对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提出意见：部队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文件精神，解决存在的破坏团结和破坏纪律的问题；军队系统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中央的决定贯穿着整顿的精神，我们军队更应该贯彻这种精神。

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合影左二为廖汉生

抓整顿，必须首先从整顿领导班子、领导作风开始。

3月10日，我到任后的第十天，参加了军区党委常委暨首长办公会议。在会上，由我提出建议，大家讨论，决定恢复党委常委工作制度，将党委常委会议与首长办公会议区别开来，一般行政问题由首长办公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党内事务由党委书记主持常委会议集体讨论决策，并形成纪要。

初到南京，我看到军区首长们都在各自的家里办公，文件送到家里，秘书住在家里。首长们住得相当分散，遍布南京城的各个角落，常常是一份文件或电报，要由司令部办公室派人跑遍全城传送，一个首长一个首长地传阅画圈，一转就是好几天。这样一种松散的工作状态不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不符合准备打仗的要求，不便于集体讨论决策，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保密。

到任两个月后，我在首长办公会议上正式提出首长在家办公的问题，并且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样不行。我们身为军区首长，总在家里批文件、看电报是不行的，文电送到家里不利于保密，谁都有可能看到，首长们不见面也不便于交换意见。”我提议：“军区首长一律到机关来上班，医院，医院的病号可以上半天班，不管有什么病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看电报，无论如何不能把电报送到家里去。”

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于是，首长集体办公制度建立起来了，首长办公室搞起来了，大家自觉按照机关的作息时间上班。我吩咐司令部办公室的同志，电报、文件一律不往首长家里送要看只能到办公室来。我自己每天早上8点钟以前就来到办公室，下班时差一分钟也不走，凡是公事都到办公室谈。

首长们到机关集体办公的举动在军区机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称好。

与此同时，我提议并得到大家同意，建立了首长集体学习制度每个星期一、三、五下午，在南京的军区首长在一起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除了外出、开会、看病等事先请假的以外，有几个算几个，即使只有两三个人也坚持学习。

整顿领导作风、建立起正规的党委和首长工作制度之后，军区党委接着抓部队的作风整顿。

4月间，军区召开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我逐一听取了苏浙皖三个省军区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及军区所属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单位的汇报。汇报中反映：在第一季度中，部队的伤亡事故很严重，军容风纪也很差。我在行政管理会议上提出必须大力整顿，提高组织纪律性，要把我们的部队整顿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军区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4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陪同金日成主席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到南京，进行为期两天的友好访问。金主席一行游览了玄武湖和中山陵，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和南京无线电厂。利用活动间隙，彭冲、丁盛和我来到中山陵9号邓小平副主席住的地方，向他简要汇报了南京军区的工作。

邓副主席谈到当前全国各行各业正在进行的整顿，指示我们部队的整顿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徐州整顿铁路的经验应该运用于军队。

邓副主席的指示增强了我们抓整顿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加大整顿的力度。

6月下旬到7月中旬，丁盛司令员和我到北京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主持，集中讨论精简整编和整顿问题，通过了总参、总政、总后提出的《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7月14日，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指出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简洁、鲜明地概括为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同时指出军队领导班子存在散、懒、软的问题，并逐一进行了具体的深刻的剖析。

针对这些问题，邓副主席代表军委提出：军队要整顿，军委工作就是要抓军队整顿，抓准备打仗，这是军队工作的纲。

他着重谈到高级干部和老同志的责任：要带头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首先是我们参加会议的77个同志，扩大一点，军以上干部人，我们能保持毛主席规定的优良作风，就可以把军队带得很好，如果带得不好上述问题就会发展。我军几十年的好传统，我们这些老家伙是有份的，我们把光荣传统发扬起来，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我有信心。我们大家带头。

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总结讲话。他在讲到遵守纪律时，格外严肃地讲了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叶副主席说道：过去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不遵守纪律，乱发文件。“九一三事件”以后，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乱发文件，但是现在也有个别同志不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此类事情要顶住！

叶副主席没有点名“个别人”指的是谁。但是，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指的就是江青等人。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副主席还分别找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谈话。他把丁盛和我叫到西山驻地，郑重地告诉我们：毛主席多次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批评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叶副主席提醒我们，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

我当即向叶副主席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叶副主席的话，使我对“四人帮”的问题有所警惕，联想到邓小平副主席对我说过“你是有角的，要保持”，我开始有意识地对“四人帮”的一些倒行逆施行为进行抵制。

7月21日至8月4日，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按照军委规定本区压缩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研究军级领导班子的配备。随后，军区召开驻宁单位团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动员、部署全区部队的传达学习。军区首长分头下部队传达、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我和副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王展等同志先后跑了浙江、安徽两省的驻军机关、部队、机场、医院和一些基层连队、哨所，向领导班子和部队宣讲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宣讲军队要整顿的意义。

在长期受派性问题困扰的浙江，我在宣讲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向省军区领导班子成员提出：不管你过去是什么山上派、山下派，这派、那派都是文革中搞运动的产物，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必须清除派性，我们共产党内不能再有派别了，我们军队尤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坚决服从命令。在座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不能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下部队途中，我们一行要求各部队一律不许接送，我们带着地图，一路找一路走。

听取工作汇报时，我们要求部队首长不许念稿子，问什么答什么，如果准备了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仔细看。

在连队、哨所等小、远、散的单位，我们总要问干部战士，认识不认识和我们一同来的军长、师长、团长们?有的说认识，我们当场提出表扬，这说明上级首长们下部队比较多，和基层干部战士比较熟悉；有的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也当场提出批评，这说明上级首长来得少，或者较长时间没有来过了，不熟悉干部战士，不了解部队情况，平时难以做好工作，战时会影响作战指挥，我军现在没有军衔标志，穿的衣服都一样，一旦打起仗来，你下去指挥、你说你是军长、师长、团长，谁认识你呀?

8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的命令。丁盛、彭冲和我继续担任原职，李水清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副司令员还有詹大南、段焕竞、张希钦、周纯麟，副政治委员有刘西元、王展，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后勤部部长严光，军区顾问为廖容标、刘昌毅、胡大荣。

9月12日，我正在安徽蚌埠驻军检查学习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接到军区党委办公室打来的丁盛司令员病重。于是，我中断了计划，驱车赶回南京。

此后，丁盛司令员基本不上班了，不参加党委常委会、首长办公会和集体学习，长期住在中山陵11号养病。我不得不主持起军区的全面工作。

新的军区领导班子继续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整顿部队。在冬季，军区组织所属机关、部队进行野营拉练。在拉练中，各部队纷纷进行检验性演习，军区直接组织了对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检验并锻炼了部队的机动作战和合成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

免责声明：节选自《廖汉生回忆录》

（廖汉生著解放军出版社）

初审：闫庆江罗东龚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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